干耳刮子

正如语言有书面语和口语之分一样，人的名字也有学名和奶名之分。学名是作业本子皮上可以光明正大地写的，奶名却不是作业本子皮上可以随便写的。不是不能写，有时实在不好意思写出来让大家看。如果按照发音非要写出来，估计不笑掉大牙也要笑歪了嘴唇。
比如这个名字：干耳刮子。
实在抱歉！我到现在四十岁了也不知道干耳刮子的学名叫什么。我只知道他姓李，是李家的老大，学名应该是三个字：李什么。我们那里那时还没有两个字的学名，这一点我可以向苍天保证我没有说谎。再一点，如果干耳刮子他是和我们一般大小的男人（那时我们还是个男孩子），我肯定有办法打听出他的学名来的，可他是个和尕爹一般大小的男人，出于对大人们的礼貌或者敬畏，我们是没有任何理由打听一个大人的学名的。那样的话，会被人家认为毫无教养。
所以，他这个人就叫干耳刮子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这个人。有人夸海口说他几辈子都不会忘记一个人，那他简直是胡扯，除非他永远不死。
干耳刮子这个人身材不高，手脚挺大。干耳刮子这个人头发不多，脑门挺亮。干耳刮子这个人嘴巴不大，声音很响。其实这些都不是干耳刮最吸引大家的本质特征，干耳刮子最吸引大家的本质特征是他的耳刮子（学名叫耳朵）。
干耳刮子的左耳很正常，你长什么样他就长什么样。关键是他的右耳和常人不一样，不仅比左耳小得很多，还就皱皱巴巴地趴在那里，看起来不像一只肉耳朵，而像一只干枯了的白木耳或者晒蔫了的柿饼或者晒干了的什么东西。总之，干耳刮子的名头就是这么来的。干耳刮子他爹娘生下他来后发现他右耳不正常，就随便干耳刮子干耳刮子地叫几下，谁能想到后来干耳刮子这名字想改一个名字都困难了，在大家眼里口里心里已经深深扎了根。
在大人们眼里，一个人过日子的干耳刮子很能干，除了说不上老婆外无所不能。在我们孩子们眼里，干耳刮子除了能干能吃苦外，还挺能闹腾，就像个永远玩不够的“老顽童”。我们才不管干耳刮子能不能说上一个老婆呢，我们都很喜欢他，喜欢和他逗。
干耳刮子最先是以货郎担的形象走近我们的。虽然他手里没有叮叮当当迎风作响的拨浪鼓，但他一副几里之外就能听见的好嗓子（叫卖声）很具杀伤力。家里积攒下来的牛羊狗皮、猪毛马鬃、牛角、药材，甚至女人们梳下来的零碎头发，都可以拿去交换干耳刮子挑担里的香皂、香烟、打火机，女人们做针线活用的钩针、棉线、顶针，梳头用的梳子、篦子，扎头用的头绳、发卡、别针，洗头用的洗发膏等等。
其实我们小孩子在给大人们交换以上零用东西时，是留有一个小心眼的，干耳刮子嬉笑成一条缝的眼睛里把我们的那点小心眼也是看得明明白白的。干耳刮子的挑担里存有五颜六色的水果糖和酥脆可口的甜饼干，这才是我们小孩子们喜欢抢在大人前面凑到干耳刮子挑担跟前的主要原因。干耳刮子的可爱之处恰恰在于他的“大方”，即使你没有任何交换的东西，他白白散给你一颗糖吃也是经常发生的。
交换东西的生意逐渐被其他货郎担瓜分后，干耳刮子马上改行了，干起了爆米花的生意。
干耳刮子背着他的老式“转炉”（爆米花机）一出现在村头，就吸引来大批孩子们的关注。干耳刮子找个避风的宽阔之处扎下营寨，先用包谷杆生起炉火，再把半碗玉米或者多半碗玉米倒进黑乎乎的“转炉”，再把“转炉”横架在炉火上加热。十几分钟后，他挥手让我们躲远点，躲得再远一点。就在我们用双手紧紧捂住耳朵的时候，“砰”的一声巨响，一颗颗小小的玉米粒瞬间爆开成了白花花、形状各异的爆米花。大部分爆米花会落在干耳刮子预先铺就的毯子上，飞出老远的几颗爆米花就成了我们孩子们争抢的对象。
干耳刮子爆好的爆米花特别甜，特别脆，成了我们小孩子们做梦都要吃一口的最佳零食。当然，干耳刮子爆米花也有失败的时候，失败了他就不能收我们的一毛两毛钱了。当然，他也不会赔我们的一碗半碗玉米的，他会讲几个《水浒传》里的故事给我们听。
干耳刮子干的第三份营生是补鞋。干耳刮子补鞋与别的补鞋匠有点不一样。他除了逢场去街上补鞋外，不逢场的日子里，他就到我们学校来补鞋。后来我们弄清楚了干耳刮子的鬼，他只是拿补鞋当幌子，他真正的目的是卖书。他在补鞋机前面摆上了好多书，既有大人们喜欢看的武打、爱情书，也有我们孩子们喜欢看的连环画、小人书。这些书可以全价买，也可以借读，当然借一天是需要花一毛钱的。
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有一本自己的书看是大家的梦想。所以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会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一本书来读。所以干耳刮子凭卖书赚了我们不少钱——他成了第一个穿西装穿皮鞋的补鞋匠。
干耳刮子后来还开过商店，开过面馆，开过麻将馆，开过旅店。
后来干耳刮子进了监狱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他为什么进了监狱呢？还是因为他喜欢闹腾呗。他什么也不想干的时候，他竟然聘请了一个老中医开起了药店。开药店是没有错的，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嘛，错就错在他进了一批假药，致使一位孕妇命丧黄泉，这就不是一件小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