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兴江

故乡淡了，远了，故乡只剩下一轮圆圆的落日，一缕直直的孤烟，一串苦涩的记忆。自青少年，我从故乡的田埂，一步步走出来，与其说是追寻理想，不如说是逃避苦难。那地方坐落在兴国东部山区最偏僻的一隅，颠簸的汽车再也无路可走的地方，就是兴江，就是我的故乡。
一条破败的小街，长不过二百米，宽不过二丈，散落着二、三十家店铺。街面早先是砌了鹅卵石的，到了我记事的年龄，鹅卵石渐被破坏，成了黄泥路，天晴尘土飞扬，下雨遍地泥泞。我的父母以及姐妹，逢圩时把平日十几里路外砍的柴草，烧的木炭挑到这里卖了，然后在那些漆黑的店铺里换回些油盐，换回些针头线脑。
全乡十二个村，有七个村连简易的机耕道也没有，最远的村，距圩镇二十几里。乡里有个小水电站，只能供应百十户人家的生活用电，其余均点煤油灯，就连圩上，晚上也只能一、二个小时有电照明。我曾在故乡所在的乡政府工作过九年，与我同在乡政府工作的还有我的父亲。我们几乎是前后一、二年在鲜红的党旗下宣过誓，发誓要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的。然而二年之后，我们父子均离开了乡政府，父亲回村当了村支部书记，我则钻进城里舞文弄墨。我走时，乡里的书记、乡长都曾极力挽留，但我决计要走，决计要走的原因，是我认定这块地方断然不会有发展。
然而，仅仅过了十年，故乡令我吃惊，故乡令我吃惊的同时，更让我羞愧，吃惊与羞愧皆因它的沧桑巨变！
首先是电。大约是一九八八年前后，银线拉进了故乡的每个村寨，世代点松明、煤油的乡亲，家家户户迎来了夜明珠。大岭是故乡北部最远的一个山村，海拔一千多米，现在据说大部分人家都买了彩电。过去二十年，这里几乎没一个人去过县城，如今他们甚至觉得北京就在眼前。再是路。也就是三、两年时间，江南公路、兴塘公路、兴段公路相继修通。过去南村、杨坑、下归宗、塘背、大岭的村民赴圩，都是两头黑，现在一、二个小时可以打个来回。其次是圩镇。秀丽的江口河畔，一座全新的集镇拔地而起，集镇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商贾云集，二百余户商店酒家，家家生意兴隆，五颜六色的商品陈列整齐，琳琅满目。街上做买卖的山妹子也早脱了先前的土气，有的甚至比特区姑娘还新潮，走进五十米宽的大街，乍一看，宛如走进了赣州的红旗大道。更重要的是人民生活。我走的那年，依稀记得年人均纯收入还不足五百元，到今年，人均纯收入已达七千余元，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一亿多元。我老家有个舅舅，人多劳力少，几个孩子小学没毕业就掇学了，家里穷得叮当响，每年青黄不接时都要到我家来借粮吃，是全乡有名的特困户，这些年他因制杂优种子大发了，前几天的报纸上还登了他靠种发家致富的消息，去年中秋，我回了一次老家，吃饭时他也在座，很羞涩地打探我什么时候会去北京。他说会去时莫忘通知他一声，一辈子没去过北京，很想去北京逛一逛。还有就是乡镇企业。在我的记忆里，过去乡里除了有个手工业联社，一个钨砂厂，一个农机厂，一个建筑队，几乎没有别的什么企业。然而现在，如雨后春笋般一下子冒出了上百家，这还不包括村办企业，一个以化工、建材、采矿为支柱，选矿、冶金、机械、电力、仪器加工等多门类的地方工业体系正在形成……
故乡的沧桑巨变，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得益于故乡人民和当地乡村干部的艰苦创业。这里的乡村干部带领群众艰苦创业脱贫致富的事迹，报纸己经作过报道，报道中的这些主人公们都曾是我的同事。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本也有机会调进县城或调到其它相对富裕的乡镇，但他们愿意留下来，愿意在这块瘠薄的土地上为故乡的繁荣昌盛建功立业。我深深地敬佩他们。同时值得敬佩的，还有我的父亲，他若在乡政府多熬上一、二年，他也许也熬到了一个铁饭碗，但他却毅然地回到了村里。在他任村支书的五、六年时间里，他修开了公路，拉起了高压线，建起了学校，办起了企业。都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却另外，我不如父亲。面对父亲，面对那些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而艰苦创业的人们，我永远感到羞愧！
现在我手上有一份兴江乡人民政府印制的精美的小册子，是我不久前出差深圳时意外发现的。小册子的封面上印着《崛起的兴江》五个大字，内文分门别类介绍了故乡兴江的乡情概况、乡镇企业、招商项目、优惠政策，他们把工作做到了千里之外的深圳，由此可见他们眼界的开阔，胸襟的博大。
愿故乡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进入虎年，虎虎有生气，步步占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