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知青

在我记忆的长河中，漂浮着一些碎片，不时地闪烁，抹不去，越来越清晰。
那时侯，我还住在生我的那个村子，村上各生产队都分配有十来个天津下乡来的知青，清一色二十来岁的青年。我家的房子前面是一队的知青宿舍，后面是二队的知青宿舍，我叫那些知青叔叔姑姑。我家院子里栽了很多树，儿时的我经常爬到树上，顺着枝干，跳落在一队知青的房顶上玩耍。
我的启蒙老师叫辛（信）玉文，教我时间不长，就调走了，所以印象不是太深。教三年级的老师叫孙家阳。那时老师留作业都是用粉笔往黑板上写，学生在下面做。每次都是孙老师出完题，刚从讲台往下走的时候，我就把完成后的作业递到他手里，然后飞也似的跑出教室。老师每每都会用爱怜的目光看着我，对其他同学说：“要是都像他一样，做的又快又好就行了。”临近年关，孙老师要赶着回天津投奔父母过年，我们班升级考试和放假就比其他班要早。我还记得那次放学前，边扫地，我边领头唱自己编的顺口溜“养猪好，数来宝，家阳走了我们闹……”没想到孙老师一步走进来，我们全傻了眼。他没动怒，只是轻轻说：“这小子……”就走了。
第一生产队的知青中，印象深的有亲弟兄两个，叫李洪园、李洪林的，都高高的个儿，喜欢打篮球。有一次，我在积水的洼地里捉了几条小鱼，李洪林见了，再三嘱咐我，做熟后给他来条。待到妈妈把鱼做好，我却说什么也舍不得给了。妈妈盛了一条在盘子里，坚持要我送过去，我现在才理解了妈妈当时的眼神。
二队的知青中，有蒋中燕、陈永琴、李长青、孙艳如，其他不记得了。有一次，有社员捉了一条大蛇，截了一段蛇身子，灌上水，挂在二队知青宿舍房角的椽子上，吓得几个知青不敢出门。当然，这是玩笑，并没恶意。李长青和孙艳如好像正处对象，三天两头吵架，很凶地对骂，引得我们一群小孩子跑过去看热闹。蒋中燕戴一副近视镜，没有其他印象。倒是陈永琴的一件事，一直让我心里发酸：陈永琴好像是个回民，村子里有杀羊的（那种大尾巴的绵羊），她捡回了羊尾巴放到灶膛里烧了吃，被我们几个孩子当笑话传播。现在想起来，让人难受。
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个叫杨玲的，教书，但没教过我。之所以印象深，是因为一起案子。那时，杨玲在村上的小学管现金。有一天，学校办公室被撬了，丢了五十元钱，当时的五十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公安人员（白褂蓝裤的那种）驻村调查。村里人议论纷纷，给杨玲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几乎寻短见。案子破了，还了杨玲的清白，但案犯却让所有人震惊：年轻的村支书。
还记得有个叫陆宝全的，哪个生产队不知道了，但我们村的磨光厂（餐具厂）都是他帮着办的，后来（改革开放后）这些厂子为县里的经济贡献巨大。
再后来，我离开了村子，知青们的事就再也不知道了。
不过，就在我努力回忆这些时，得到了一个确凿的消息：著名诗人伊蕾（孙桂贞），当时就在我们村插队。只是她调出去的比较早，我那时只有四五岁，所以也就不记得什么了。